摘要:20世纪前期是中国建筑思想发生重大转变的阶段,此时形成了一种融合西方建筑与中国传统建筑于一体的新的建筑理念,而曾经盛极一时的“中国营造学社”对此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也曾有一些建筑理论方面的著作提及到这方面的内容,但至今尚未有人具体研究过“中国营造学社”与20世纪前期新兴的中国建筑思潮之间的密切关系。本文以“中国营造学社”为核心,从文献研究、学术活动、建筑师及职员等三个不同的角度分析论证了这个学术团体对中国建筑史尤其是对中国近代建筑思想的重要作用及影响。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是中国建筑设计思想发生重大转变的历史时期,其本质变化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演变的历史进程是一致的。一方面,随着体现西方现代科技成果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和钢结构得到日益广泛应用,以及中国第一代建筑师登上历史舞台,使得中国的营造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并且彻底地结束了工匠按法式和经验建造房屋的古老传统。另一方面,中国的建筑文化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已经成为建筑师难以割舍的情结。同时,在强大的外来文化的冲击之下,中国固有文化危机四伏,传统建筑形式有时就成为宣示正统,抵制外侵的象征。在这两种潮流的碰撞、融合之下,就形成了当时在新材料、新技术的前提下探索如何继承传统的新局面。因此20世纪前期的中国就涌现出一种在接受西方建筑影响的同时重新认识中国传统建筑的新的建筑设计思潮,为中国现代建筑设计面貌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中国营造学社”对这种思潮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 “中国营造学社”的作用或影响
“中国营造学社”的前身是“营造学社”,由朱启钤自筹资金成立,是中国最早采用现代方法研究古建筑的学术团体。后来朱启钤为筹措经费,向支配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申请补助。在接受‘庚款’补助以后,将“营造学社”改为“中国营造学社”,1930年正式成立。梁思成在为《中国建筑艺术图集》而做的序中曾提及道:“营造学社趁此机会敬对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表示深切的谢意。我们预定以英庚补助的“编制图集费”刊行清《工程做法则例补图》,《古建筑调查报告》及《建筑设计参考图集》三种,本图集乃其中的第一种。若非他们慷慨的补助,这图集的印行在目前是没有实现之可能的。”可见“中国营造学社”的成立及发展也是颇费周折的。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中国营造学社”解散,不久转移至西南内地恢复活动,一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宣告结束。学社存在的十几年间,为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并创立了中国建筑史学学科。尤为重要的是学社积累了大量资料,培养了众多优秀的建筑人才,同时通过具体的行动积极倡导传统建筑文化,对20世纪前期中国寓中于西,中西并进的建筑设计思潮的形成与普及有着深远的影响。笔者将对此种影响分别从三个角度加以阐述。
1.1 对文献研究的影响实践往往需要理论的指引,“中国营造学社”一直都很重视文献研究工作,并专门成立有‘文献部’。一方面对中国古代有关建筑的典籍进行收集整理。如宋代的《营造法式》,元代的《梓人遗制》,明代的《园冶》、《髹饰录》,清代的《一家言·居室器玩部》等。另一方面又通过学社职员身体力行的研究调查著书立说,绘制图样,制作模型。不断丰富和完善传统建筑文化的思想与理论,使其适应新的发展形势,如梁思成的《清式营造法式则例》、《中国建筑史》和《中国建筑史图录》。其中完稿于1944年的《中国建筑史》是第一部由中国自己的学者所完成的建筑理论著作,而且他写的《蓟县独乐寺观音阁考》,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反响,开创了中国建筑科学研究的先河。这些文献的形成及发行,形成了一股建筑思想上的旋风,直接影响了中国新一代建筑师的思想,可以说他们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是熟识中国传统形式建筑的佼佼者,比如吕彦直、杨廷宝、庄俊、董大酉等;同时引导人们以新的目光审视中国传统的建筑,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建筑设计要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思想理论的普及。从而形成了20世纪前期颇具影响的‘民族形式’建筑设计潮流。其主要的建筑实例集中在上海、南京、广州等地。如广州中山纪念堂(吕彦直)、南京中山陵(吕彦直)、上海市博物馆(董大酉)、南京中山陵藏经阁(卢奉演)等等。其中吕彦直设计的中山陵被认为是“完全融会了中国古代与西方建筑精神,特创新格”的作品,它的设计和艺术设计的成功标志着20世纪前期中国建筑设计和艺术设计从传统走向现代所达到的水平。
1.2 对学术活动的影响除文献研究外,“中国营造学社”还特别重视实物调查、设计规划、专题研讨等学术方面的具体活动。从1930年到1945年前后的十五年时间,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中国营造学社在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林徽音等的努力下,调查了河北、河南、山西、山东、陕西、浙江、湖南、江苏、辽宁、云南、四川等省近200个县。1937年以前详细调查测绘的古代建筑有大小建筑群206组,调查建筑物2738件,完成测绘图稿1898张。此间,在梁思成的主持下,“中国营造学社”还对北平故宫建筑进行了测绘。而战争期间所测绘的西南地区古代建筑图稿则无法统计,这些均对保护历史文物及其资料做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学社还接受委托,制定北平13座城堡、箭楼的维修计划,曲阜孔庙的修理计划,南昌腾王阁、杭州六合塔的复原修理计划等。另外学社成立之初还创办了《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刊登调查报告、建筑实例以及研究成果。《汇刊》共出版123期,在国内外享有盛誉,进一步扩大了学社思想的影响。这种身体力行的活动不仅影响了同时代其他相应建筑的风格,更重要的是在更深的层面上填补了当时古建筑资料贫乏的现状,使‘复兴传统建筑’思潮的形成成为可能。很难想象,没有这些具体的调查和图示,20世纪初期中国的建筑想要继承传统将会经受怎样的周折。当然我们这些后人也就不可能再有缘目睹某些在战火中遭受毁灭的古建筑文化遗产,所以说“中国营造学社”真是功不可抹!
1.3 建筑师及职员的影响在人类社会这个巨大的网络中,最有效传达思想的往往是人类自己。因此本文将“中国营造学社”建筑师及职员的影响单列为一部分。首先需要明白的是“中国营造学社”的社员多为当时的社会名流,知名学者和一些大企业家,社员只是一种荣誉,而研究工作由职员承担。职员领取工资,但并非都是社员。学社分别成立了‘文献’和法式两部。刘敦桢任‘文献部’主任,梁思成任‘法式部’主任。因为梁思成回国后主要活动于北方,并在沈阳东北大学创办建筑系,而刘敦桢则在南方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所以当时就有‘南刘北梁’之说,可以说这两位建筑师极大地影响了当时中国的整个建筑思潮。他们两人均在国外接受过系统的现代建筑理论,能以新的目光审视中国传统建筑和传统艺术,为中国现代建筑设计的发展奠定了新的基础。在学社期间,建筑师们的足迹几乎遍及祖国各地,进行了大量的建筑实例调查、测绘和研究工作。同时通过著书立说宣扬传统建筑文化,如前面提及梁思成的《清式营造法式则例》等。除此之外他们还通过社交、教学等活动将其思想进一步传播。不仅开拓出了中国建筑史新的研究途径,也为中国现代建筑设计的发展奠定了新的基础。同时中国建筑家重新审视传统建筑和传统艺术的努力,使欧洲古典样式的建筑设计,融合西方建筑与中国传统建筑,创造“现代的中国建筑”或“新民族形式的建筑”的设计在20世纪前期中国建筑设计领域占领了重要的位置。 石家庄装饰装修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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